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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一年我才十九岁。

    和离家的时候相比，我早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
    我变得千疮百孔，也变得麻木不仁。

    我感觉自己的潜意识中一直都在为自己开脱，无论我在做什么事情，都可以说是为了重病的弟弟。

    他是我一切行动的动机，可直到那一天，我和一个熟客敞开心扉，说出了我自己的困境。

    “我晓得嘛……”熟客笑道，“好赌的爸、生病的妈，上学的弟弟还有破碎的家……我晓得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……？”

    “你们这一行都是同样的说辞嘛。”熟客笑着摇摇头，“但你这娃也太实在了，光说弟弟生病，哪有客人会心疼的嘛？以后可以再多说一些，比如妈妈也病了，爸爸也病了。我反正是熟客嘛，也不跟你计较了，走吧，跟我去车上吧？”

    或许，我就是在那一天彻底死亡的吧？

    仔细想来有一种荒谬的宿命感。

    爹娘说过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，而我所有的命，似乎都决定了我应该从事这一行业。

    就连「生病的弟弟」，都被说成是「业内的统一说辞」，几乎断掉了我能为自己开脱的所有可能。

    原来是这样吗？原来小莎、兰兰、甚至小雅姐，都有这样一套相似的说辞吗？

    所以我还是那个我，不会获得任何人信任的我。

    也同样是在那一天，我在熟客的轿车上听到了电话声，那是我新买的手机，也是爹娘打来的第一通电话。

    我本想用这个电话和他们保持联络。

    我本想逐渐恢复和家庭的联系。

    我本想让自己活得还像个人。

    可娘在电话那头哭着跟我说，亮娃的病情因为拖了很久而严重恶化，已经没有办法通过手术治愈了。

    　　

 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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